1982年8月，珠海拱北海关，一名从澳门乘车而来的台湾老人被工作人员叫下车，带进旁边的小房间。他叫姜思章，离开浙江老家已经三十多年。那一刻，他最在意的不是行李，也不是手续，而是自己还能不能顺利见到母亲。 房门关上后，姜思章站在桌边，心里已经作好了接受盘问的准备。毕竟在那个年代，从台湾绕道香港、澳门进入大陆，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他反复想着该怎样说明来意，甚至担心此前辗转寄出的家书会带来麻烦。 工作人员没有立刻发问，只是查看证件，在文件夹中翻找材料。片刻后，一张“台湾同胞旅行证”被贴在他的证件背面。年轻的工作人员抬起头，平静地说：“回香港后可以把这一页撕掉，回台湾也不会留痕迹。” 姜思章愣住了。 这句话并不长，却让他眼眶发热。对方没有追问他的过去，也没有让他留下难以处理的痕迹，只是替他想到了返程之后可能遇到的顾虑。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几句叮嘱，恰好击中了一个漂泊者最敏感的地方。 要理解这份触动，得回到更早的时候。 姜思章出生在浙江。十四岁那年，他还是个学生，在回家的路上被带走，随后辗转到了台湾。年轻人被迫离开故土时，未必知道这一别会持续多久。可等他真正安顿下来，才发现，家乡已经远得不只是路程。 刚到台湾时，父亲曾设法寄来一封信。姜思章也写过回信，却没能顺利寄出。此后多年，两岸通信困难，家书往往写好了，却找不到可靠的去处。纸上的地址没有改变，能够把信送到的人却越来越少。 退役后，姜思章在台北一所学校教书，日子逐渐稳定，心里的牵挂却没有消失。1978年夏天，他为联系大陆亲人，托人寻找从台湾前往香港的渠道。辗转之中，他通过一位舞厅工作人员，请熟悉香港往来的人代为传信。 这件事听起来似乎简单，实际却充满风险。姜思章连续几晚来到舞厅，坐在角落观察，却始终没有开口。直到第四晚，一位叫阿燕的舞女看出他的心事，主动问道：“先生，您是不是有事想找人帮忙？” 姜思章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我想把一封信带到香港，再寄回大陆。”阿燕没有多问，只提醒他要找可靠的人。几个月后，辗转的家书终于换来了回信，母亲在信中写道：“儿啊，你可回得来？” 短短几个字，分量却很重。姜思章等待的已经不只是一封信，而是一个能够回家的机会。 1979年1月1日，《告台湾同胞书》发表，大陆方面宣布愿意进一步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交流。姜思章从广播中听到消息后，知道大陆已经向台湾同胞发出了明确邀请。但台湾当时尚未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，他只能另想办法。 他借助熟人关系，以赴香港探亲为名申请出行。办理过程中，需要填写材料、接受询问，还要寻找担保人。曾经的学生家长得知他的心愿后，愿意出面相助。那张赴香港的批文来之不易，姜思章拿到手时，离真正回到故乡仍有一段距离。 1982年8月11日，他抵达香港。第二天便转乘轮渡前往澳门，再从澳门乘车进入珠海。一路上，他没有心思停留，只想尽快见到大陆亲人。车辆抵达拱北海关时，他故意等其他乘客先下车，自己留在后面，结果很快被工作人员注意到。 被带进房间后，他并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。证件上那一页旅行证明，既是通行所需，也可能成为返台后的隐患。工作人员替他贴好证明，又告诉他返程时可以撕掉，不会留下痕迹。对一个离家多年的台湾老兵来说，这种周全不是客套话，而是一种实际的保护。 离开海关后，姜思章继续北上。到达宁波时天色已晚，他在公用电话亭拨通妹妹家里的电话。一个多小时后，码头灯光下，大妹和二弟赶来。兄妹多年未见，谁也顾不上说完整的话，只是紧紧抱在一起。 回到家中，他终于见到母亲。那句“阿妈，我回来了”，让屋里的人都落了泪。母亲等来的不只是一名归家的儿子，也是三十多年间始终没有中断的亲情。 当晚，姜思章躺在儿时睡过的小床上，把那页旅行证明从证件上撕下，收进抽屉。它见证了那次曲折的归途，也见证了海关工作人员那句看似平常的提醒。 此后，他又曾设法回大陆探亲，并参与推动老兵返乡。1987年10月，台湾方面公布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政策，11月2日起正式实施。1988年1月，姜思章终于能够较为公开地踏上返乡之路。那一趟路，走过了几十年，也走过了无数家庭共同承受的等待。 特别